历史的定义与性质--真史学与新史学二(2)

[历史学] 发表时间： 2015-07-02 16:18 点击: [放大字体正常缩小] 关闭

不论新史学中历史主义史学家主张历史具连续性而无因果，或者后现代主义史学家主张历史不连续而无因果，皆有过失。因为事实的性质是相续性的连续而有因果。首先，关于连续性或不连续性，历史主义史学家以记述为条件建立历史的连续性，必然显露「记述」本质上不可能连续的矛盾与错误，而受到后现代主义史学家的攻击。然而，后现代主义史学家，不能发现传统史学家以「记述」为前提，对于历史进行定义的错误，想在错误的定义上建立历史不连续性的正当性，更是错上加错，将使得新史学必然走上「历史之死」的道路上。因此，史学只有回到正确的历史定义，才有活路。历史包括所有存在的事实，所以具有在空间中没有间隔的周遍性，在时间上从不刹那中断的连续性。梁启超与傅柯二者的观点皆不正确。事实的发生从来没有孤立的、偶现的、断灭的，只是史家不能发现其现起的原因而已，不能因为事件只在一地、一时发生，便认为不属历史，或不连续。例如，发现火药最初只在东方一地一时孤立，但是不能因此便说发现火药不属历史或不连续。因为虽然火药是偶然发现的偶现性，但仍属历史；必经连续不断的炼丹试验才现起，故具连续性。虽然一次发现火药之后，该次发现之事已经断灭不再发生「发现火药」的事情，但是仍属历史；但是某些物质的混合产生「火药」的功能性，是法界中本来就一直存在的事实，只是人类愚昧无知而尚未发现而已，故具连续性。所以，发现火药虽具孤立性、偶然性、断灭性，但是孤立的发现火药，是由于古代炼丹术士在时间上连续不断地尝试不同的配方，与试炼不同的程式与方法，于是孤立性与历史连续性并不冲突。发现火药的偶现性，其实并非真正的偶现性，因为组合不同物质而形成火药的法性，本质上是遍时空性的，只是人类无知而不能了解物质的法性，必须透过长时的尝试与错误才能发现而已。发现火药的事件虽已断灭而消逝于时空中，但是该项事实仍然存在于未来的时空，而被后来的人类所了知。所以，事实的孤立性、偶然性、断灭性，与历史的连续性是彼此相合而没有丝毫冲突，只是人类认知上的歧误而已。另外，新史学共同认为历史是不具因果规则，也是错误。梁启超原来认为历史应该具有因果关系，但是有些困难，所以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严格论之，若欲以因果律绝对的适用于历史，或竟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知，何则？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今必强悬此律以驭历史，其道将有时而穷，故曰不可能。不可能而强应用之，将反失历史之真相，故曰有害也。然则吾侪竟不谈因果可乎？曰：断断不可。不谈因果，则无量数繁赜变幻之史迹，不能寻出一系统，而整理之术穷。不谈因果，则无以为鉴往知来之资，而史学之目的消灭。故吾侪常须以炯眼观察因果关系，但其所适用之因果律，与自然科学之因果律不能同视耳。36 梁启超身处动乱的时代，当他观察历史演变的事实常常显示：善恶不是有报。例如，清末由于西方列强凭借着武力压迫，导致清朝覆灭社会混乱，人命亦损失惨重。但是，西方列强并未因此获得因果报应而衰弱，国势仍然强盛；中国在清朝覆灭后，内战频仍，国势仍弱。因此，观察历史演变的事实，难以获得因果报偿之规律。于是事隔一年，37 梁氏又发表言论加以修正：谈学问者，往往以「能否从该门学问中求出所含因果公例」为「该门学问能否成为科学」之标准。史学向来并没有被认为科学，于是治史学的人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我就是这里头的一个人。我去年着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内中所下历史定义，便有「求得其因果关系」一语。我近来细读立卡儿特著作，加以自己深入反复研究，已经发觉这句话完全错了。38 至此，梁启超最终放弃人类的历史有因果报偿的关系，而后续的新史学家也几乎皆放弃历史有因果律则的主张，甚至不再寻求历史的规律与因果了。39 然而，史学家因为自身不能发现历史的因果规律，便自作结论主张历史没有因果规律存在，这也是史学家的傲慢与独断。不论新旧史学家皆有同样的傲慢与独断，似乎自认为其智慧超胜于一切人，所以史学家所不能发现而知者，则必然不存在。可是，史学家不能自省本身的凡夫性，与一切人没有什么不同，同样皆是无明众生，并没有什么殊胜性；无明众生不能发现因果规律，并不代表因果规律不存在。例如，英国史家埃尔顿（Geoffrey Rudolph Elton, 1921-1994）认为因果关系并不是历史学的主要内容：历史学基本上处理事物（人们、制度和观念等等）从一个状态向另一个状态的变化。事件是它的关注点，同时也是它的工具。把因果关系当作历史学的主要内容是一个错误，因为它们只不过是普遍原则（即历史学处理a状态向b 状态的运动）的一个特例。如果可以说a导致了b，那么这种关系恰好是因果关系；如果a和b是通过巧合、共存或者纯粹暂时的顺序而联系在一起的，那么这也完全是历史性的。所有的关系通常都能够在历史学中碰到，不管它们在智识上是多么无法令人满意。40 埃尔顿将历史学描述为「处理事物从一个状态向另一个状态的变化」，并不妥适。史学其实是研究「事实的价值与意义」，因此史学研究的首要核心在于确认「什么是事实」，以及「事实间的关系为何」，由此而发现「事实的价值与意义」。「什么是事实」即是关于历史的定义，从历史的定义所展开的研究，即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另外，史学所要研究的另一个核心议题，即是「事实间的关系为何」，其实就是因果关系，而一切关系皆是由因果关系构筑而建立起来。41 关于一切关系如何由因果关系而建构，非本文探究的议题，故略不详述。但是，关于史学有关的部分，则应略述之。埃尔顿认为「把因果关系当作历史学的主要内容是一个错误」，正是史学家的傲慢与独断，因为自己没有能力研究因果关系，便宣称在史学中研究因果关系是一个错误，以掩饰史学家自己的无知与无能。例如，埃尔顿说「如果可以说 a 导致了 b，那么这种关系恰好是因果关系」，其实是简化、断裂、限缩因果关系的意义。试想物质间最简单的因果关系：有一子弹距地 1.7 公尺，以每秒 300 公尺射出为因，在忽略其他的条件下，则其弹着点为果。这是一小段物质的因果关系，但不是完整的因果关系。因为子弹如何「距地 1.7 公尺，以每秒 300 公尺射出」？故往前推，有击发子弹的物质间因果关系，在忽略其他的条件下；往后推，有子弹落地后，依地表硬度而有不同的结果，在忽略其他的条件下。物理学乃是细切因果关系中的一小段而研究之，在忽略其他的条件下，探讨成立因果关系的详细内容；而这种依物质的法性所成立的因果关系，只是完整的因果关系中的极小片段。自然科学的因果律与历史的因果律，其实只是一种因果关系而不是二种，是彼此相符相合不可切割分离而和合运作的因果关系。再试想：如果放大事实范围而观察，有二人彼此拥枪厮杀，则涉入的因果关系极为庞大复杂，是由许多微细难见的因果关系，而构成一般人所能观察到的相关关系。埃尔顿说「a 导致 b 是因果关系」，意谓「甲用枪杀了乙」是因果关系，故甲乙的状态已经从完整健康的状态，运动成「甲受伤，乙死亡」的状态，所以因果关系已经完成而结束。史学家认为只要处理「甲乙二人发动厮杀」，到达「一伤一死」的状态，即结束史学所应该处理的任务，是简化、断裂、限缩史学的任务。实际上，甲乙的因果关系并不因此而结束，反而是因果关系延续的开始而已，因为司法体系将发动司法人员验尸乙、追缉甲，由微细的因果关系形成连贯的相关关系；而甲是否追缉到案而受制裁或不受制裁，则是后续应该关心的因果关系与相关关系。42 然而，史学家错误的主体观所偏爱观察的历史主体并非一般人，而是以帝王将相作为最主要的历史主体，而帝王将相是公权力的发动者，而难以受到司法的裁判。史学家由于无法观察到司法对于帝王将相的追缉，就如同畜生道众生弱肉强食而没有司法的追缉，于是便以傲慢与独断的心态宣告：历史没有因果关系的存在，因果关系不是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从埃尔顿认为「历史学处理 a 状态向 b 状态的运动」，以此作为因果关系的观察，其实正是史学对于因果关系过度简化、断裂、限缩，而造成片段、偏颇的错误观察。因为「a 导致了 b」只是因果关系的片段，而不是完整的因果关系。正确的因果关系，应该继续往前探寻「什么导致了 a」以到达逻辑起点，然后继续往后探寻「b 导致了什么」到达逻辑终点，而最后的逻辑终点可以回到相同的逻辑起点，如此首尾相合，才能构成史学内部逻辑的一致性。因此，如果史学家确实认为历史没有因果关系，那么所有的史学家都应该主张废弃司法体系，才能符合史学内部逻辑的一致性。若是史学家不主张废弃司法体系，则不应该因为帝王将相的邪恶不能在当世受到司法追缉而主张历史没有因果关系，或说因果关系不是历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在还没有进行历史逻辑起点与终点的探讨前，此处应先注意，史学家可能申辩：我们认知「a 导致了 b」是因果关系，而且我们也往前追溯到人类历史的开端，我们也往后追寻人类未来的命运，所以我们也是观察完整的因果关系，并非片段、偏颇、断裂、简化或限缩因果关系。然而，史学家如此的申辩正是对因果关系的错误认知，因为如此的申辩所说的只是由片段的因果关系而显示的相关关系，而非完整的因果关系。因为，就如梁启超所说，历史是由「累代人相续作业」，正是：甲杀乙是因果关系而未结束，乙子复仇杀甲是另一段新的因果关系而未结束，甲子又杀乙子又成一新的因果关系而未结束。如此累代人前后相续作业，所显示的正是许许多多因果关系的片段所组合而成的相关关系，而且往前追溯而不知起点，往后追寻也不知终点。因此，史学家所说的因果关系，其实只是相关关系，而且是首尾飘散而不能相合，仍然是缺乏逻辑起点与终点，没有内部逻辑一致性的错误史学。诚如前言，任何思想体系都必须有其逻辑起点与终点，何况处理真实世界所有事实的历史学，如何可以没有正确的逻辑起点与终点，而可以称为一门科学呢？综上所论，史学家对历史作了错误的定义，因此对历史的性质也产生错误的认知，于是后现代主义便针对错误进行批判。但是，荒谬的是，后现代主义对于传统史学的错误，虽然进行批判却没有针对错误的根源进行检讨与修正，相反的，竟然在错误的基础上往另一个灭亡历史的方向前进。新史学中的传统史学想要建立连续而永续的历史，后现代主义则是认为历史是不连续，纯粹由人所建构的而灭亡历史。然而，不论传统史学或后现代主义史学，都是建立在错误的历史定义与性质上，都是错误的史学。新史学无法对历史进行正确的定义与定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史学家缺乏对法界的正确观察，使得史学一向建立在错误的逻辑起点，于是产生无量无边的逻辑不一致性。史学逻辑起点的关键，在于对历史主体的正确观察与完整范畴的确认。新史学家虽然将历史主体扩充到全体人类，但是历史发展的过程显示：历史并非完全由人类所主导，则显然仍然有重要的历史主体并未函盖，以全体人类作为唯一的历史主体显然过于狭隘与不足。如果不能正确的认知历史主体的范围，在讨论历史议题时，依于法界实相所运作而显示的事实，必然逸出狭隘的主体范围，形成历史内部逻辑的不一致性与错误，却非凡夫人类的所有史学家所能略知。因此，在探讨历史的定义与性质后，应该进行历史主体范畴的讨论，以探寻历史的逻辑起点。

25 梁启超对于「历史」有许多不同的定义。例如︰「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中国历史研究法》，页 1，《饮冰室合集》第十册《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北京），1988；「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梁启超著，〈新史学〉，页 10，《饮冰室合集》第三册《饮冰室文集之九》，中华书局（北京），1988；「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梁启超著，〈新史学〉，页11，《饮冰室合集》第三册《饮冰室文集之九》，中华书局（北京），1988；……。

26 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页 2，《饮冰室合集》第十册《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北京），1988。

27 史权，有学者称为「史学家的先念（an a prior decision of the historian）」，此定义并没有彰显史学家著史的权利与义务，令人错以为著史本身不涉及道德与因果报偿，故不正确。（参见杜维运著，《史学方法论》，三民书局（台北），2008，页 27。）又，史权亦有主张：【既然，史官职责如此之多，地位又很高，于是就谈到所谓「史权」了，柳氏举了许多例子来说明史的无上权威。……「史」除了在辅助政治时权力无边之外，还能制君，由于他是心率旧典的人，他就能据法典来谏君，这一方面表现了史官的权威，亦同时表现我国政君主并非绝对的专制。】（参见康虹丽著，《论梁任公的新史学和枊翼谋的国史论》，私立中国文化学院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70，页 28-29。）文中将史官与封建集权独裁的帝王分享治权，作为「史权」的定义。该文主张由于有史官与封建集权独裁者分享权利，所以中国历代帝王皆非绝对的专制。如此定义与主张，皆有错误。史家不必然是官吏，亦不必然分享统治权。例如，孔子非史官，而著《春秋》。如果集权独裁与人分享权利，便不是绝对的专制，则古今中外皆无绝对的专制政权。该文将「史权」解释为史官参与统治权的威权，不但违反史学的事实，亦违反历史的本质，故不正确。上述二者的史权定义皆非妥适，故本文不予采用。关于术语使用的讨论，并非本文的宗旨，故皆略不详述。

本文标签：实证佛教(41)偶现性(1)断灭性(1) 本文关键字：偶现性,断灭性,实证佛教,历史,定义,性质,史学家,对于,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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