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真史学与新史学六

[历史学] 发表时间： 2015-07-02 16:15 点击: [放大字体正常缩小] 关闭

六、结论东方的新史学是儒教化旧史学受到西方帝国主义，挟着物质文明的新潮文化所冲击而产生的反思。西方的新史学则是对于基督教虚幻天国的反思。新史学在种种的反思中，并没有发现史学发展的根本问题，反而以「语言的转向」迈向虚无飘渺的后现代主义史学。黄进兴在《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中说：从史学方法的角度观察，「后现代史学」一反实证史学，遂行了「语言的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语言的转向」促使史学进行一系列的回归，从史实至语言（language），从语言至文本（text），最后从文本至符号（sign）。其结果则是：史实的客观性与可知的过去均变成过眼云烟，因为历史允纳虚构，即不再指涉过去；尤有甚者，历史变成符号的游戏。122 「语言的转向」是近代分析哲学对于学术界的重大影响，使哲学、史学等人文科学走向纯语言123 研究的错误方向。因为语言纯粹是名法所摄，只是意识心相应的无数法中的一法而已。意识心虽然是智慧的所依，但也是无明及非理性的所依；因此语言应该只是智慧的工具，而不是智慧的本身。学术界想要获得智慧的方法，并不是使用语言、研究语言、分析语言而已，而是应该采用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才是正确且具实益的方法。史学的儒教化现象，原来只是东方文化利弊相伴的特色之一而已。但是，儒教文化一向以追求社会稳定于现存结构作为最高道德标准，于是深受儒教影响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活力便逐渐消沉，而失去应付变局的能力。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化在西方新潮文化的冲击下，社会中反传统、打倒旧文化的呼声愈来愈高涨。当时被误视为传统保守的佛教，也与儒学一样受到极大的冲击。佛教自西方大量东移已经千余年，而融入整个中国社会文化之中，成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佛教在千余年间，除了少数帝王的支持外，佛教长期处于儒教及后来清朝历代皇帝大力压抑、攻击与扭曲的状况中，124 不能显现佛教重视实证、理性、科学的本质与风貌；一般学者不了解真正的佛教教义而迷于这种表象，反而将佛教冠上迷信、非理性、不科学的标志，导致佛教成为阻碍社会进步而应被改革的对象。公元 1921 年（民国 10 年）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 1872-1970）以哲学家的身分应邀到中国提供救亡图存的方法，罗素说：中国的文化向来以孔子学说为基础，而又有佛学的意味搀杂在里面。到了现在，已达到自然剥落的地步。既不能成就个人的事业，更不足以解决目下国内外各种政治问题。盖自千年以来，已呈浸衰的气象，渐渐失其庄严。正如欧洲北蛮南下以前，希腊罗马文化失其庄严一样。一味崇拜古人，不问他的价值怎样，这种不好的现象，一定免除不了。我以为一个时代应该自谋适合自己的道理。祖先的方法，在祖先的时代固然适合；但是不应该把他来适合自己的现在的。125 中国文化以孔子学说为主，佛学的意味搀杂在里面，则是儒教的迷信与非理性不足以应付人民与社会发展的所需，于是佛教对于法界实相科学而理性的解说，便成为儒教吸取养分的供应者，而形成后来宋明理学的进步与发展。儒教虽然汲取佛教教理作为养分，使得佛学的意味搀杂在里面，但是儒教反而回头对佛教攻击、压抑与扭曲，却是从来没有丝毫的松懈。罗素与中国地区人民一样，对于儒教与佛教的差异性不能正确了解，错以为佛教只是各种劝人为善的宗教之一而已，使得佛教原本科学、活泼、富创造力的本来面貌不得彰显。甚至于现代中国地区学术界的部分研究学者与僧侣，仍然受到儒教封建迷信与非理性的支配下，渗透破坏佛教原本富有科学实证的理性精神，因而产生儒教化的「人间佛教」，使得佛教的本来面貌受到更严重的误会与曲解。现在应该是到了回复佛教极富科学实证精神而利益一切有情的本来面貌的时机了；封建迷信而非理性的儒教，虽能成就个人的事业，却不足以解决目下国内外各种政治问题，则应该现在已达到自然剥落的地步了。近代中国地区人民面对西方帝国主义以枪和炮、血和火所形成的苦难，有极深刻的体验与反思。儒教的孔子学说，以忠于君王将相的思想主轴，支配中国学术思想界二千余年之久，虽然也有些佛学的意味搀杂在里面作为补救，却仍然不足以应变时代的变局。马克斯主义史学所主张无产阶级斗争虽然引领一时，但是却禁不起对于「自己真正现实性的地方」的经济生存基础的实证考验而逐渐雕零。那么，怎样的文明形式是未来人类长久生存发展的希望呢？而从时代的必然性来看，当资本主义的文明以枪和炮、血与火的形式与中华民族遭遇的时候，中国人民一方面深刻地体会到自己在物质文明方面的落后，产生了对现代物质文明的向往，另一方面又对这种以血与火、枪与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制度和文化产生了强烈的感情上的反抗和深刻的思想上的反思。这种以血与火、枪与炮的形式出现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就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现代文明吗？有没有另一种不同的现代文明形式呢？126

西方帝国主义以物质文明的船坚炮利掠夺全世界，形成世界性的灾难。我们可以说，西方国家在文艺复兴之后，自然科学的长足进步是物质的文明，因此目前西方国家仍然拥有较为进步的色法文明而不具备心法文明的内容。中国作为东方文化养分主要的提供者之一，除了取法西方国家对于色法研究的文明之外，应该在心法的文明上提供西方文化所缺乏的养分。因为西方帝国主义造成世界性灾难的现象，正好显示西方文化只有色法的文明，而没有心法的文明。于是就像是一个野蛮人突然拥有利害的武器，野蛮人所想做的就只有抢劫掠夺世间的财富与名位。真正的文明是色法与心法都具足的文明，而名色二法的文明则是佛教所强调的世间价值与文明。如果只有色法的文明，其实是只有黑暗而没有文明可言的。例如，在西元四世纪以后数百年，欧洲北方日耳曼蛮族南下西移形成欧洲民族大移动。战争上的胜利只是色法的恶意利用，在减劫时代获得减劫众生的赞叹而认同；虽然可以获得世间的资财与力量，但是获胜者通常是赢得现世短暂的胜利而输去长久未来世的利益。因此，西方的物质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欧洲蛮族的迁动，史称黑暗时代；久后增劫时代的史学家必将比照，称十九、二十世纪帝国主义对世界的为害时期，为黑暗时代。然而，十九、二十世纪枪和炮、血和火的黑暗时代是否已经结束，本文无法预知。但是，身处减劫时代的史学界，则应该注意儒教与佛教的重大差异。因为儒教虽是中国祖先追求社会稳定的方法，但是野蛮落后且弊病丛生的稳定，于自他并无利益，于是现在已达到自然剥落的地步。佛教不但追求社会和平稳定，并且以实证如来藏为核心，往名色二法同时进步而有益于自他的方向动态发展。因此，真正文明的文化，必然是名色二法的文明与进步。凡是名法不能进步而空有色法的进步者，只是令人类造恶的能力增加，令其他有情承受更多枪和炮、血和火，最后反伤自己而已。时值二十一世纪初，世界应该延续十九、二十世纪的黑暗时代呢？还是应该抛弃旧包袱，迎向真史学以如来藏为核心，重视名色二法而利益一切有情的文明时代呢？期许史学界综观史实，悲愍同有如来藏的减劫时代众生，效忠一切作为历史主体的有情，共同创造物质与心灵的真正文明。

最后，本文获得重要的结论如下： 1、历史是以所有存在的事实为范畴，故具有过去性、现在性与未来性。以有形的方式记述历史而成为文献者，则称为历史书、史籍或文本，是历史的一环，但仍不是历史的本身。历史学或史学，则是研究历史的价值与意义的学问。史学家在所有真实存在的事实中，挑选部分事实加以记述的权利，称之为史权。 2、历史主体不应该只有人类而已，以人类的眼光，至少应该包括畜生道众生；而完整的历史主体则是十法界有情，函盖四圣法界及六道众生在内，是以第八识如来藏作为判断历史主体的究竟标准。十法界中的六种业道众生是无明众生，其余四种法道有情是证得无生的有情。 3、本文将窄化历史主体范围形成隧道视野、扭曲事实真相与史学工具化的特征，称为儒教化。东西方史学发展皆有儒教化的趋势。释印顺所主张的「人间佛教」将佛法原来适用于十法界的历史主体，局限于唯一的人法界，即是史学儒教化影响佛教的具体案例，但非唯一案例。 4、新旧史学皆以每夜必断的意识作为历史逻辑的起点与终点，必然形成片段、不连贯而没有逻辑一致性的假历史、假史学。只有以永恒存在不灭的第八识如来藏作为历史逻辑的起点与终点，使得历史具有连续、不间断，贯串三世而没有逻辑的不一致性，才是符合法界实相的真历史与真史学。 5、第八识如来藏是法界律则的建立者，是史官，也是法官，更是一切有情应该完全遵循的究竟归依处。 6、新史学以「忠群」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形成效忠少数「群体」的民族主义史学，使得史学成为帝国主义野心家所利用的工具。法界中最广大且最长久的群体即是十法界的一切有情，效忠于「一切有情」最极致的利益，才是最高的道德标准。 7、史学的基本功能在于认识自己在十法界中的位置，确认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是唯一且究竟的归依处。 8、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与马克斯、恩格斯的阶级斗争史观，是减劫时代「恶心得胜」的规律，并不适用于「增劫时代」，因此非历史必然的规律。 9、历史可以分类为三种事实：第一种是单一事件的业行，是最低的知识与价值，只有微小的力量；第二种是业行与名色二法所显现的历史规律，是较高的知识与价值，有较大的力量；第三种是如来藏真实存在的事实，具有最高最广的知识与价值，是法界中最大的力量。 10、佛教是历史学的「总政府、总神经系」，所有的史籍皆应该在「总政府、总神经系」所建立的原则指导下记述历史。佛教经典是现前地球唯一一部真史学的断代史，此外没有一部史籍曾经记述符合法界实相的十法界有情。

122 黄进兴著，《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三民书局（台北），2006，页 216。

123 纯语言函盖文字、文献，不论是古时或现代的文字、文献。

124 元朝、明末及清朝所有皇帝，都支持密宗欢喜佛的教义，与真正佛教教义相违而大力压制真正佛教的教法—第八识如来藏正义。

125 何炳松著，〈译者导言〉，鲁宾孙著，《新史学》，文星书店（台北），1965，页 20-21。

126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著，〈伟大的时代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文明丛书》序〉；参见夏林著，《穿越资本的历史时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8，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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