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权与史家--史权、史责与史家二

[历史学] 发表时间： 2015-07-02 16:02 点击: [放大字体正常缩小] 关闭

本文想要探讨史家的范围，首先要确立史家的特征。中国史家一向喜爱称说史官之设立，将史官的设立视为中国史学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职业性的史官，却不是史家的特征，因为即使古代社会没有史官的设立，仍然不妨害史实的流传；西方社会虽然较晚设立史官，9 在史官设立前史家仍然不断出现，仍然不妨碍西方史学的发展与进步。杜维运描述中国史官记事制度时说：西方世界没有产生及时记载天下事的史官记事制度。……至于创造史学的希腊人，到西元前七世纪时，政治经验已经十分丰富了，奇怪的是此一时期的希腊，却无用文字记录其经验的动机，他们所注重的历史，还只是史诗所提供的历史。以致到西元前五世纪时，希腊还没有丰富的文字记录。情形如此，无怪西方史学家很颓丧的说：「刺激历史记录的在最初不是对过去发生兴趣，不是所谓历史的兴趣。研究历史写作的前身，充满着惊人之事（surprises）；我们所称的史学家，其职责在最初像是一点也不是导源于历史的。」反观中国，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中国自远古时代起，设立了一种及时记载天下事的史官，这是破世界记录的。中国史官设立的时代，可能不如传说中的那么早，造字的仓颉、沮诵，可能不是史官的老祖宗。可是，最迟在商代，或者在夏代，中国已千真万确的设立史官了。10 杜维运称颂中国最迟在商代或夏代，就已经在各级政府组织中设立史官，而且是职业化、专业化史官的设立。然而，从史家的定义来看，职业化、专业化史官固然是史家，但是从史官设立较晚的西方，仍然不乏史家着史的事实而言，职业化、专业化并不是史家的最重要特征。西方史家说：我们所称的史学家，其职责在最初像是一点也不是导源于历史的，正好显示史家不是以职业化为特征。乃至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最初之史乌乎起？当人类之渐进而形成一族属或一部落也，其族部之长老，每当游猎斗战之隙暇，或值佳辰令节，辄聚其子姓，三三五五，围炉借草，纵谈己身，或其先代所经之恐怖所演之武勇……等等，听者则娓娓忘倦，兴会飙举。其间有格外奇特之情节可歌可泣者，则蟠镂于听众之脑中，湔拔不去。展转作谈料，历数代而未已。其事迹遂取得史的性质，所谓「十口相传为古」也。11 由此可见「十口相传为古」，中国古史的流传，也不是全部依靠史官。中国史官的设立，只是显示此民族对于记录政治事务的极度热衷而已。从古代西方没有职业化、专业化史官的设立，仍然不乏史家的事实而言，现代历史学者杜正胜所说「『历史家』是一种职业分类」的看法，并不是史家的真正特征，而是现代史家错误的认知，对史家作了过度窄化的定义。杜维运说：「中国自远古时代起，设立了一种及时记载天下事的史官」，也不全然正确。因为史官的设立，其记事系以王室、诸侯为主，并没有真正的记载「天下事」；即使在当时王朝管辖地域范围内的史事，也没有办法全部记载。譬如中国古代重要的发明，如火药、罗盘，并没有列入史官的记载范围，即可证明史官的设立并没有达到「记载天下事」的程度。至于「及时」则只有史官所关心之事而亲见亲闻者或可达成，其余亦不可能有「及时」记载之可能。由此可知，杜维运称颂中国史官具有「及时记载天下事」的功能，不免过分其词。史官对于君王言行的特别记载，在古代书写不便的情况下，所谓「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12 的记载频度，已经到巨细靡遗的程度了。然而，就史家记事的目的而言，史家所应记载者，并不是对于君王、诸侯巨细靡遗地记录，而应该是对读者具有知识性与价值性的内容。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说：今中国之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此事之何以生，其远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事之影响于他事或他日者若何？当得善果？当得恶果？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蜡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读之徒费脑力。是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13 梁启超反对史籍只是记事，主张应该记录「其事之影响于他事或他日者若何？当得善果？当得恶果？」等等事情的因果关系。换言之，史家应该在所有的事实之中，选择其中重要而且具有知识性与价值性的事实，以贡献读者。若史家只是呆板地记录一些流水账般的事实，其实无益于读者，只是耗费读者的脑力而已。史家呆然地记录「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其实已经是从无量的事实中选择史家所认为重要的事实而记述了，以此显示其具有选择欲令大众了知特定知识与价值的权力，14 即称之为史家之史权。史家此种选择部分事实加以记述的权力，才是史家共同一致之特征，而能确认出史家的定义与范围。由于史权才是史家共同一致的特征，所以我们可以从史权的施行而确认史家的定义与范围：凡是从种种事实中选择部分事实加以记述，以显示其具有选择欲令大众了知特定知识与价值之权力者，即为史家。既然史权是辨识史家的重要特征，则应澄清史权的内涵，而不应有所混淆。例如，清末民初柳诒征（1880-1956）着有《国史要义》十篇论史，在〈史权第二〉中混淆史权的内涵：周之太史所掌典则法制，既与冢宰相同，而王者驭臣出治之八枋，悉由内史所诏。国法国令之贰，咸在史官，以考政事，以逆会计。胪举其目，则治教礼政刑事，总摄六官。官属、官职、官联、官常、官成、官法、官刑、官计，赅括百职。祭祀、法则、赋贡、礼俗、田役，既无不知，而所谓禄位刑赏废置，尤为有国大权，必操于元首及执政者。太史掌之，内史亦掌之。举凡爵禄废置、杀生予夺，或王所未察及其未当者，均得导之佐之。是史属仅仅文官幕僚之长，而一切政令，皆其职权所司。由是可知周之设官，惟史权高于一切。15 柳诒征认为「一切政令，皆其职权所司」、「周之设官，惟史权高于一切」，将周朝史官的所有职权，全部充作史家应有的权力，没有分辨史家与政治家目的与本质的差异；只因为周朝史官参赞部分的统治权，便错认统治权也是史家的权利了。如果参赞统治权是史家应有的权利，则一切史家皆应享有政府体制中的统治权；若君王、诸侯不赋予应有的统治权，则史官应该依据「史，掌官书以赞治」16 之礼法，要求君王、诸侯赋予统治权以赞治。其实，史官襄赞治理之权系由君王所赐，非其本有；于是予夺之间，全凭君王，非史官所能置词。清末民初陈黻宸（1859-1917）举例而说：汉武帝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以太史谈为之。迁以父世职，爵居上公，以视公孙弘、卫青辈，盖尊贵远过之，而以李陵之事，牵连下狱，吾知史职之扫地无余矣。17 陈黻宸举汉朝设立太史公一职，权位在丞相之上。司马迁位居太史公，权位的尊贵远远在公孙弘、卫青等等之上，可是因为李陵一事牵连，权位立即被剥夺而受腐刑。因此，陈黻宸感叹地说：我知道史官的尊严其实是扫地而没有丝毫的剩余啊！（吾知史职之扫地无余矣）由此可知，史官襄赞帝王的统治，其实只是帝王的赏赐，并不是史权。柳诒征将某朝代一时赋予史官参赞的统治权，当作是史家应有的权力特征，混淆了史权与统治权的不同，也错解了史家的本质。不仅参赞政务不是史官之权，甚至著作史籍，也不是史官独有的权力。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古者惟史官为能作史。私人作史，自孔子始。然孔子非史家，吾既言之矣。司马迁虽身为史官，而其书实为私撰，观其传授渊源，出自其外孙杨恽，斯可证也。（看《汉书》恽传）迁书出后，续者蠡起，见于本书者有褚少孙；见于《七略》者有冯商；见于《后汉书．班彪传注》及《史通》者，有刘向等十六人；见于《通志》者有贾逵。其人大率皆非史官也。18 古代政权赋予史官独享着史的权利，但是史权本属于史家，并不是掌有政权的君王所能永远侵夺禁止。中国最早、最有名的私撰史籍施行史权，应属孔子，因为孔子并非史官，却主动撰写《春秋》抒发政见。19 梁启超虽然承认《春秋》是史籍的模样，却认为《春秋》是经而非史，孔子并非史家，因为《春秋》所记载的内容，违反史籍求真、求实的最基本原则。20 梁启超认为《春秋》是经非史，是指孔子作《春秋》系表达其「为亲贤讳」的价值观，所以《春秋》是经而不是史。然而章学诚主张「六经皆史」，则指六经系「经世致用」典章的实迹，也是史料。21 因此，不论从孔子想要传达「为亲贤讳」的价值观而言，或者从六经皆治世之实迹而言，其实都可以归为史学研究的史料。孔子私撰《春秋》，正足以说明史权是史家记述事实的权力，而不是参赞统治的权力。梁启超所举许多非史官而撰史的历史事实，证明撰史的权力不是统治政权之所能限制，而是史家的权力特征，正足以作为辨识史家的标准。因此，从种种事实中选择部分事实加以记述，以显示其知识与价值者，才是真正的史权；而史权之施行，才是史家最重要的特征。至于史家是否为一种职业，或者参与统治权，都不是史家的特征。又有学者认为「史权」是史家掌管机构收集中央政府各种史料的权力。例如，王泛森说：谈「史权」则理想上应该让史家掌管一个机构，收集中央政府的各种史料，而且要在各直省府州厅遍设史馆，收集各地人民之史料，且由史家发挥独立的精神，撰写充分关照人民历史的史书。22 透过政府机构直接搜集文件史料固然是史学上的「理想」，但是这样的「理想」并不是史家必然可得的「权利」，也不是史家的特征，更不是史家所能为力的。陈黻宸在〈独史〉一文中说：我读《平淮》、《河渠》、《货殖》诸篇，反复抑扬，怀抱独远，磊磊自转，大概皆协于生民之经，损益之统，而以观欧人统计比较之学，望尘轶步，渺然难追，盖亦太史公之阙笔也。……泰西民与君近，呼吸相闻，而为政治家言者，于民之好恶情伪尤悉，故史得资以扩其见闻，垂为典籍。中国自秦以后，而民义衰矣。户口非无册报也，而藏匿如故。物产非无清查也，而虚浮者如故。吏缘为奸，官私其槖，而欲以比而同之，使适合于欧美统计之事，斯必非作史者所能为力矣。23 陈黻宸认为，欧美史家通常可以获得政府正确的统计数字，这是因为欧美的统治阶层与人民较为贴近，所以对于民情十分熟悉。中国历代的经济统计数字并不缺乏，但是由于政治文化的不同，使得户口统计遭藏匿、物产清查的数字虚浮不实；因此，中国史家想要获得与欧美相同标准的统计数字，必然不是史家的能力所及的。由此亦可知，史家获得官方史料，并不是史家的权力特征，而是必须有政治环境的配合。即使史家可以事后搜集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各项施政资料，达到获得珍贵史料的「理想」，但这样的「理想」通常还有其他因素干扰而无法达到。譬如学者宋学勤说：略过此点不讲，还有一些属于个人刻意所为，即使一些官方会议记录也会存在不实之处。许多史学家在研究实践中都发现：由于某些高级官员们害怕后世学者用他们留下的文字记录做文章，因此，不愿把自己某些行动的真实动机用文字记录下来，有时所做记录只是一些冠冕堂皇的套话。档案的情况可谓复杂，而当代中国史研究者所面临的档案更为复杂。由于特殊的政治背景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后，几十年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对档案的形成、档案的内容都有极大的影响。在档案材料里，不实记录比比皆是。很多运动中的许多干部的交代、反省，并非出自自愿，有些时候是迫于无奈，说了很多违心的话，与历史事实不符。也常常有人伪造历史材料，以颠倒黑白。24 从上述史学研究者在实践中的发现，证明取得官方史料是一件事情，但是官方史料是否真实可靠又是另一件事情。一些官方会议记录也会存在不实之处，因为高级官员们不愿把自己某些行动的真实动机用文字记录下来，有时所做记录只是一些冠冕堂皇的套话；甚至在政治动荡不安时，很多运动中的许多干部的交代、反省，并非出自自愿，有些时候是迫于无奈，说了很多违心的话，与历史事实不符。也常常有人伪造历史材料，以颠倒黑白。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取得官方统计、档案不是史家必然可得的权利；必须获得统治阶层许可，才有可能获得官方史料。然而，获得官方史料与档案时，史料与档案的真实性或正确性，仍然有待史家从中选择真实可信的史料作为记述的依据。因此，标志史家特征的史权，仍然在于史家选择记述事实的权力，而不在于依靠外在政权组织、机构所赋予的权力或资源。因为史家依赖外在政权组织、机构所赋予的权力或资源时，也代表着自身亦必然受到外在的制约，最后影响史权的行使。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 1908-1984）在《当代史学新趋势》中描述这种依赖所形成的制约：然而，越来越尖端的新技术已经投入使用，历史研究的结合趋于紧密并且由政府来主持，为此产生了对经费的要求以解决机器和人力上不断增加的支出，从而使历史学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感到需要对政府的控制作出让步。……然而，事实证明，这种越来越大的压力在今天几乎比比皆是，尤其是还存在那种（用巴特菲尔德的话来说）「治理良好的国家无需严厉的审查制度」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有可能「用款款酥软的魔力或用制作精巧的令人感到舒适的链条将历史学」束缚起来。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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