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权、史责与史家一、绪论

[第三期] 发表时间： 2016-07-07 14:49 点击: [放大字体正常缩小] 关闭

史权、史责与史家

白志伟正觉佛学研究院研究员国立台湾工业技术学院电机技术系

蔡礼政正觉佛学研究院副研究员东海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

摘要

史家的范围是史学中极少人探讨的议题，虽然此议题是极为重要的议题。本文以史权作为史家的特征，以界定史家的范围。史权的内容众说纷纭，本文认为从种种事实中选择与诠释部分事实，以显示其知识与价值的权力，即称之为史家之史权。史权的发生，系因为史家所接触的事实过于庞大，无法一一记述，必须于无量的事实中择要而记述。本文对于「史，掌官书以赞治」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史权是与史官参与统治权截然不同的，而且对于史权的施行有所妨碍，以清楚界定史权的内涵，并且澄清史家的真正特征。史责则与史权是彼此相对应而存在，既有史权则史家必然有史责须要负担。史责并不是由任何人对于史家课以责任，而是由于有儒家所信受「大一统」的因果法则，不断地运作于法界之中，所产生的必然现象。史家施行史权，其实就是以其身口意行书写其心中的法则，即是史家书法之史权。大一统的史责有其一定的阶位，概略可分为三个阶层：第一阶位是小缘威仪戒行；第二阶位是唯一且大一统的因果法则；最高阶位是因果法则的终极根源—第八识如来藏心。此三阶位是史家施行史权时，不应该或没有能力抵触的史责。依据史权的特征，本文发现新闻工作者、媒体工作者，皆是符合史权特征的史家，乃至可以扩充到人人皆是史家，十法界有情皆是史家。因为十法界有情都是历史主体，所以都有史权以身口意行书写法则，而不得不负起应负的史责，故形成十法界。十法界中，四圣法道的贤圣是真史家，其余六凡业道众生皆是假史家，是史家范围的收缩。

关键字：

史家、史权、史责、书法、七圣戒、五通、五明、大一统、曲笔、名教、如来藏、双重标准、权力制衡、新闻工作者、媒体、舆论学

一、绪论

历史是以所有存在的事实为范畴。1 然而，史学家阅读消化庞大史料，搜集巨细靡遗之史料，建构及解释历史之演变；如此庞大繁杂之史学研究，似乎随着时间的累积而需要愈来愈多的史家投入，但是似乎也随着时间的飘逝而永无穷尽。近代史学家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我国二千年来史学，视他国为独昌，虽然，彼其体例，多属千余年前学者之所创。彼时所需要之史，与今不同。彼时学问未分科，凡百智识皆恃史以为之记载。故史之范围，广漠无垠，积年愈多，为书愈多，驯至为一人毕生精力所不能殚读。吾侪居今日而读旧史，正所谓「披沙拣金往往见宝。」离沙无金，固也！然数斗之沙，得金一颗，为事既已甚劳；况拣金之术，非尽人而能。苟误其涂，则取沙弃金，在所不免。不幸而中国现在历史的教育，乃正类是。2 梁启超认为「凡百智识皆恃史以为之记载」，显见在广漠无垠的史料中，由于史籍篇幅有限，所记载的内容应该是有益于后人之知识，而非杂乱无用的资料。梁启超又说「然数斗之沙，得金一颗，为事既已甚劳；况拣金之术，非尽人而能」，显见史家所记载之内容，并非皆为有用之世间智慧或知识。若如梁启超所说「数斗之沙，得金一颗，为事既已甚劳」，则史家所记者其实沙多金少，有用之智慧与知识甚渺。而且若要识得有用之智、识，还需要读者有拣金之术；若无拣金之术，亦不得有用之智、识。最糟糕的情况是：史家「取沙弃金，在所不免」，史家弃金取沙，终是以沙传沙遗祸后人。杜维运在《史学方法论》中阐述史家所说者，有时不但是无用的沙，乃至是邪恶的，是灾难的肇端：人类的仇恨，国家民族的战争，往往肇端于历史。当历史为野心家所利用，而变成宣传性的武器时，则大灾难将由之以起。一八七○年的战争，大半由于狄亚尔（L.A.Thiers, 1797-1877）的历史作品，二十世纪以来世界更大的祸变，应归因于崔次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 1834-1896）的史学「创」作。史学家沉淫于盲目的爱国主义（blind patriotism），以错误的历史观念，引导全国完成历史使命（historic mission），其不为现实政治中的野心家所利用者几希，其不导致血流成渠、尸骨遍野的惨剧者几希；史学家只知为政治服务，只知一个马克斯的历史理论，以生产条件、阶级斗争解释所有的历史，其不引起人间仇恨者几希，其不导致人类完全丧失人性而趋于毁灭者几希。…… 「读项羽之破王离，则须眉皆奋而杀机动；览田延年之责霍光，则胆魄皆张而戾气生」，《史记》、《汉书》的过分其词，其所产生的后果，实非原作者所能想象。荷马（Homer）的史诗《伊立亚德》（Iliad）所创的典型英雄人物亚奇里斯（Achilles）及亚加门诺（Agamemnon），也为世界带来无穷困扰，以后所有劣史学家，从荷马所学者，为渲染此类英雄人物的事迹，而促成战争的不断发生。所以人类所珍贵的史书及其他典籍，毁于战争，自极不幸，更不幸者，为此类典籍，为战争所引出，尤不幸者，为此类典籍，为战争作了前驱！历史！历史！斯世以有你而绚丽，斯世亦因你而黯澹！3 杜维运例举西方近代史家狄亚尔、崔次克、马克斯等人，以错误的历史观念引发战争；再举东方古代史家司马迁、班固所撰的《史记》、《汉书》过分其词，煽动读者情绪；又举西方古代史家荷马渲染亚奇里斯、亚加门诺等的事迹作为英雄人物，而促成战争的不断发生。杜维运慨叹史家「为战争作了前驱」！既然古代、近代史家有这么多弊病，现代史家发现后，应该可以改正而免除弊病吧？事实却不然。现代历史学者杜正胜在《新史学之路》中说：「历史家」是一种职业分类，或是一种专业知识的分类，「职责」则属于伦理学的课题。凡人必有应该履行或遵守的职责，历史家也是人，然而我们不讨论「人的职责」而讨论「历史家的职责」，显然和「历史」这种专业知识或「历史家」这种职业或身分有关系。……由于现代历史家长期专业化、学院化的结果，大家比较不关心作为历史家的职责这个问题。4 杜正胜认为史家是一种职业分类，或是一种专业知识的分类；可是现代历史家长期专业化、学院化的结果，大家比较不关心作为历史家的职责这个问题。显示现代史学训练专业化、学院化的内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专业化、学院化，竟然令史家不关心作为历史家的职责这个问题，则史家岂不皆成一群不关心自身职责的人？一群不关心自身职责之人，如何可能是良好的史家？杜维运引用英国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 1900-1979，后面引文称之为白特费尔德，并非通译之名，今采通译之名）的说法：世界上的劣史太多了。杜维运在《史学方法论》中说：人类如想蒙历史之利而不受其害，只能寄望于良史（good history）的不断出现。历史所以产生弊害，由于劣史（bad history）充斥。良史未必能如科学那样，对人类百般服务，劣史却与科学同样具有摧毁人类的力量。所以白特费尔德最后还是积极的主张要教历史与研究历史，最大的理由，即是感觉存在于世界上的劣史太多了！劣史充斥，良史不现，尸其疚者，是史学家。5 历史著作的良窳，完全系于史家本身的学养素质与见识。史家不知反观自身的职责所在，不知自己所应记、所应说者为何，如何可能不制造劣史呢？诚如杜维运所说：劣史充斥，良史不现，尸其疚者，是史学家。由此之故，史家著史、论史，如何是一本良史所应遵守的基本标准呢？杜维运在《史学方法论》中说：选择事实的标准，是最重要的。凭灵感选择，凭兴趣选择，凭天赋的才慧选择，都无法将最富意义的历史事实选择出来。中外史学家绝少有系统的谈及这方面的标准，……有人甚至于认为选择事实的过程是神秘而不可捉摸的，于是史学家选择事实，流于漫无标准。史学的不能到达崇高水准，这是最重要的关键。6 史家在所有的事实中，挑选部分事实加以记述的权利，本文称之为史权。7 史家亦认知到著作史籍时，「选择事实的标准，是最重要的」；可是中外史学家绝少有系统的谈及这方面的标准，于是史学家选择事实，流于漫无标准。杜维运认为「史学的不能到达崇高水准，这是最重要的关键」，良有以也！

试想：史家施行史权时，既无标准，又不关心自身的史责，那么史家有什么专业知识，而可以自称为史家呢？史家又应以何而称为史家呢？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复次，史学范围，当重新规定，以收缩为扩充也。8 史学范围随着史学发展而应当重新规定，因此史学范围有所收缩，也有所扩充。史家的范围，也应当随着史学发展而重新定义与规范，应收缩者即予收缩，应扩充者即予扩充。由此之故，本文企图探讨史家以何称为史家，以及史家施行史权与应负史责的对应关系，并且收缩或扩充史家的范围，故以「史权、史责与史家」作为篇名。

蔡礼政著，〈真史学与新史学〉，《正觉学报》第三期，正觉教育基金会（台北），2009，页12。

2 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页 3-4，《饮冰室合集》第十册《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北京），1988。

3 杜维运著，《史学方法论》，三民书局（台北），2008，页 427-428。

4 杜正胜著，《新史学之路》，三民书局（台北），2004，页 368-369。

5 杜维运著，《史学方法论》，三民书局（台北），2008，页 429-430。

6 杜维运著，《史学方法论》，三民书局（台北），2008，页 30-31。

7 蔡礼政著，〈真史学与新史学〉，《正觉学报》第三期，正觉教育基金会（台北），2009，页

8 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页 29，《饮冰室合集》第十册《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北京），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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